为何要设立新、老两个中医专长考核渠道？

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，承载着数千年的实践智慧与文化积淀，但在现代医疗体系的发展过程中，如何平衡传统医学传承与规范化管理始终是一道难题。2017年《中医药法》的颁布，标志着中医人才评价体系迎来重大变革，其中“新、老中医专长考核”双轨制的设立尤为引人注目。这两套看似平行的制度，实则共同构建起传统医学与现代法规之间的桥梁，既回应了民间中医合法执业的迫切需求，又为不同背景的中医人才铺设了差异化的成长路径，其背后蕴藏着政策设计者对文化传承、医疗安全、社会公平等多重维度的深度考量。下面悬壶中医教育为您进行详细讲解。

从历史脉络看，中医专长考核的分化根植于中医药传承的特殊性。传统中医多以师承或家传方式延续，许多民间中医掌握独特疗法却缺乏系统学历教育，难以通过常规执业医师考试。2007年原卫生部颁布的52号令首次明确“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”考核机制，即“老专长”制度，允许通过实践技能与综合笔试合格者获取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，作为报考执业助理医师的凭证。这一制度虽为无学历者打开通道，但考核仍延续理论笔试模式，要求掌握中医基础理论、诊断学、方剂学等系统知识，对于长期实践但理论薄弱的老中医而言，跨过这道门槛并不容易。十年后《中医药法》配套出台的15号令推出“新专长”考核，取消笔试环节，改为专家评议制，重点评估申报者的医术渊源、专长疗效与安全性，通过者可直接获得《中医（专长）医师资格证书》，赋予独立行医资格。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从“考知识”到“验能力”的范式转换，反映出政策对中医实践特质的尊重。

双轨制的设计本质上是对中医人才多样性的包容。老专长考核延续了医师资格考试的严谨性，要求申报者系统掌握中医理论体系，通过笔试检验知识储备，更适合接受过一定规范化教育或具备较强学习能力的中青年从业者。例如，某位乡村医生虽未取得正规学历，但通过夜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，结合多年临床经验，便能通过老专长考试进入执业医师晋升通道。而新专长考核则聚焦“以疗效论英雄”，为纯粹依靠师承或家学、缺乏理论梳理能力的民间中医提供出路。如某位掌握祖传正骨技法的传承人，可能无法准确阐述《黄帝内经》的阴阳学说，但其手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效果显著，便可通过现场演示、病案分析等环节证明实力。这种分类评价机制既避免了“一刀切”导致的人才流失，又确保了不同成长路径的中医都能在规范框架内发挥作用。

从社会治理视角观察，双轨制体现了风险防控与资源激活的平衡智慧。老专长考核通过笔试筛选，确保从业者具备基本医学理论素养，再经执业助理医师阶段积累临床经验，最终考取执业医师资格，这种阶梯式成长路径能有效控制医疗风险。而新专长考核虽放宽理论要求，但设置了更严格的实践审查：申报者需提交五年跟师笔记、典型病案、患者评价等实证材料，考核时由专家团对其医术安全性、适应症范围进行质询，并将执业范围严格限定于考核认定的技术领域。例如，某位申报艾灸疗法的中医，其注册证书会明确标注“仅限于风寒湿痹证的治疗”，超出该范围行医即属违规。这种“放开准入、收紧边界”的管理策略，既释放了民间医疗资源活力，又通过精准限定降低了盲目施治的风险。

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使命，进一步凸显了双轨制的必要性。老专长制度通过理论考核强化中医学科规范性，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接轨，有利于培养兼具传统技艺与现代科研能力的新生代中医。而新专长制度则像一座“活态博物馆”，保护着散落民间的特色疗法。在贵州某地，一位苗医凭借祖传的草药外敷技术治愈顽固性皮肤病，通过新专长考核后成立苗医工作室，不仅使濒临失传的技艺得以延续，更促进了民族医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。两类考核渠道共同构建起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并行的生态，既维护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，又为特色疗法的传承保留了空间。

当然，双轨制的实施也面临现实挑战。部分传统中医因文化水平所限，难以完成新专长考核要求的医术综述撰写；专家评议制的主观性可能引发公平性质疑；执业范围限定过细反而制约了中医整体观的优势发挥。但这些问题恰是政策迭代的推动力，如浙江省已试点建立中医专长医师继续教育体系，帮助通过考核者补强理论短板；广东省则开发病例信息化管理平台，用数字化手段辅助疗效追踪。这些探索预示着中医人才评价体系正朝着更精细化、科学化方向演进。

总体来说，新老中医专长考核的双轨并行绝非权宜之计，而是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制度创新。它既承认了中医传承方式的多样性，又建立了适应现代医疗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；既守护着“一脉相承”的文化根脉，又开辟出“百花齐放”的发展空间。这种包容而不失严谨、传承而不固守成规的政策设计，或许正是中医药在当代重焕生机的制度密码。

作者：悬壶中医教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