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中医教育机构来说，该不该培养学员的中医人文底蕴？

中医教育机构是否应当培养学员的中医人文底蕴，本质上是在追问：当技术浪潮席卷医疗领域，中医教育的根脉究竟应深植何处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中医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技艺，更是中华文明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，其生命力恰恰蕴藏于深厚的人文土壤之中。若剥离了人文底蕴，中医便如同断流的江河，纵有现代技术加持，终将丧失其独特的灵魂与温度。

人文底蕴赋予中医教育超越工具理性的深度。中医理论体系构建于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的哲学框架之上，其诊疗思维强调“观物取象”“司外揣内”，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、辩证思维一脉相承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院校的实践表明，中医思维的培养需依托经典文献研读、传统文化熏染，使学生理解“医乃仁术”的伦理内核。这种思维模式无法通过标准化技术训练获得——它要求医者具备对生命现象的哲学体悟，对患者疾苦的共情能力。例如，浙江中医药大学“留小忠师承实验班”将灯芯草切脉、葫芦瓜扎针等传统技艺与静心打坐、呼吸吐纳结合，正是通过文化仪轨重塑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与感知。当教育仅聚焦于方药功效或操作规范，而忽视“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”的价值排序，便可能加剧医疗实践中的技术异化，使中医沦为机械的“病症处理程序”。

当前中医教育的隐忧，恰恰印证人文底蕴缺失的后果。部分院校课程过度侧重西医知识框架与量化指标，导致学生陷入“见病不见人”的认知困境。诊断依赖设备数据替代望闻问切，治疗追求速效而漠视患者身心整体调适，这种“去中医化”倾向割裂了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关系。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医患关系维度：当医者将患者视为器官集合而非有情感的生命主体，沟通中的冷漠与误读便滋生矛盾。反观古代师承传统，弟子需长期跟随师父临证，在侍诊中观察老师如何以言语安抚焦虑、以仁心消解恐惧，这种人文素养的浸润恰是现代规模化教育的短板。

培养人文底蕴绝非复古空谈，而需系统性教育重构。首要的是重塑课程体系，将《黄帝内经》等典籍研读从选修升格为核心课程，并融入周易、儒家伦理等传统文化精粹，帮助学生贯通医理与文脉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探索证明，只有重建学生“观念领域的传统文化框架”，才能抵御碎片化知识对中医整体思维的侵蚀。其次需创新师承模式。黄文秀代表强调，应遴选兼具学术造诣与临床智慧的名医，通过“早临床、多临床”的实践，使学生在观摩问诊中体悟“大医精诚”的精神。某教育机构与医院合作开展的跟诊项目，正是通过真实场景中的医患互动，让学生理解“仁心”比“仁术”更根本。最后，需重构评价标准。中医教育成效不应仅以执业考试通过率衡量，更需关注学生能否运用中医思维解读疾病、以人文关怀抚慰病痛——这要求考核中增加医患沟通实录、伦理困境辨析等质性评价。

中医教育的终极使命，在于培育“道术并重”的守正创新者。人文底蕴的滋养，使医者能在AI诊断与基因编辑的时代洪流中保持清醒：技术可以替代脉诊仪分析数据，却无法替代医者手握病患时的温度感知；算法能优化药方组合，却难以理解患者眉宇间的忧思。当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将“中医思维培养”写入人才培养纲领，当浙江师承实验班学生通过打坐吐纳修炼心性，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医教育对人文根系的坚守。唯有如此，中医才能在现代医学丛林中绽放其不可替代的光芒——不仅作为治病救人的手段，更成为疗愈时代精神焦虑的文化良方。

作者：悬壶中医教育